慢吞吞地走进村西大柳树后边的一处两间草屋的院落。
第二天一早，草屋里就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小媳妇。她的身段、长相及走路的姿式等等，都与这个山村和身后的草屋很不协调。她在村子里左拐右拐，还不时地东张西望，最终走进了村北的乡大院的书记室里。
姚书记在一份文件上写完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发现了离他办公桌只有五尺之遥站着一个小媳妇。他一愣，眼睛随之一亮，发出了和书记身份很不相称的光芒，期间还敏捷地揉了揉眼角。他不大相信，在这样偏僻的山沟里还有这样的小媳妇。之后，从她嘴里姚书记知道她丈夫叫胡魁，三年前因说不清的原因（其实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在“大学校”（很多人都把监狱叫“大学校”）里待了三年，才回来，想用在那里学得的一技之长为家乡父老做点贡献，以补赎过去的不足（应说罪恶）。姚书记似乎没有去听她说啥，只盯住她的脸蛋和大腿以上的部位，似乎那里有不可告人的东西。有一会儿小媳妇的脸上也起了绯红，好在她也许见过世面（不然姚书记在该乡工作多年咋第一次发现），就很快适应，并模特样地在屋子里摆来摆去地走着。导致姚书记有一会儿就不由得发傻，两只眼睛也显得力不从心。当姚书记在送小媳妇出门时，两个人的眼睛都有些火烧火燎的，使人想起有些领导在接触有些群众时，是很容易随和又很容易缩短差距和很容易融洽的，姚书记属此种领导当之无愧。
小媳妇第二次走进书记室，虽来的时间晚了点，留的时间也长了点，但心情很晴朗。出门时姚书记虽然连大门都没有出，她还是一边用手梳理着进门时本已十分规整的头发，一边甜甜地向书记室回眸，出大门后还十分轻松地哼唱着一首同样十分轻松的歌曲。
下一次到书记室的就是那位刚刚从“大学校”里出来的叫胡魁的汉子了。他同姚书记谈的首项也是实质性的工作就是如何开办杏树乡的酒厂问题。
半年后乡酒厂便正式开业了。
年底就还清了全部贷款还赢利一万元，第二年纯赢利二十三万元！这在杏树乡是不曾有过的奇迹。该厂生产的“杏花醇”已远销省外和东南亚，至于县里省里领导来检查工作时不断地品尝他们的“杏花醇”，有时也造成酣睡和呕吐的事就不细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厂部会计，姚书记爱人于晓梅原本在乡财政所任副所长，从酒厂成立那天就同时兼任了酒厂的会计工作。确切地说是酒厂会计同时兼任乡财政所副所长。不久胡魁厂长那个长得有些那个的小媳妇也到酒厂当了出纳员。应该承认，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她）们还是很不错的，不然也不会有恁多的赢利……
再往下，高禹那有点发紫的嘴唇嗫嚅了几下，就不说了。宁长揉了揉鼻子，右眼球也跟着慢慢地转动几下，就建议高禹出去走一走，屋里的空气太沉闷了。
乡政府后院就是连绵的山峦，弯弯曲曲的山间小路，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樟树，禾草和野花的芳香不断地向四周散发着，山间就显得幽静而诱人。
徐胖子望着两个人渐渐消失的背影，用力地咽口唾沫，就专心地整理着记录稿子。
他们沿小路轻轻地走着，好长时间都不说一句话。宁长总有一种似梦似幻的感觉，本该几年前就成定局的事实，今天却在这里游走，真是……上了山坡，接着是一段很长距离的山坳，路就越走越轻松，话也越说越投机。足足有一个多小时的光景，他们谁也没有谈工作，好像这样就很好了。也无非是过去的这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两个人手还莫名地握在了一起。接着我们在电视里常见的接吻、拥抱什么什么等程序他们基本上都—一遵循了，但时间很短。接着高禹要为姚书记保密的承诺就大打折扣，还说姚书记找她做了工作，并把“联络”的效果作为她可否继续留用的标准。宁长很激动，又一次紧紧地抓住高禹的手。高禹也以同样的方式握住老同学的手。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再创辉煌”之势。
最后的谈话（含后来的补充调查），基本上是这样的。
酒厂确实办得不错，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两年后就败出了走下坡路的种种迹象。现已停产半年多时间，只是厂领导和厂机关工作人员还断断继续续上班，工资照开。源源不断的只是讨债队伍，有的在胡魁家蹲点要债，弄得胡魁也常常躲到外边不敢回家，到法院起诉的连绵不断。问题的关键是胡魁和姚书记媳妇于晓梅他们的账太乱，想当初，只要他们几个人一嘀咕，或者任何一个人心血来潮，都可以随便取钱，随便支钱，随便花钱，姚书记到酒厂取钱比拿家里的钱都方便，常常连借条都不写。而胡魁和于晓梅外出多长时间，干什么姚书记也不闻不问，仿佛没看见，也没听见。小媳妇也常常去姚书记家里或办公室，双方都不闻不问，和睦得比一家还亲，弄得胡魁那三岁的女儿常常管姚书记叫爸爸。
平时厂里进料，如苞米进货时本来是十八个水，往厂部一入账就是二十六或二十八个水。如果胡魁、于晓梅他们的亲戚来送玉米，明明是二十六个水，账上就记十五个水或十八个水，送料的往往又大多是他们的亲戚，有的干脆把送料当买卖做。过秤的、记账的和仓库的保管员等等，不是胡魁的小姨子，就是姚书记的小舅子的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