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京东村〃 （8）
张炀：与孔夫子同乡同行
大山庄里5位来自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同学也不都是完全不搞油画的。高阳和张炀二位就仍然坚持在架上作油画。高阳的画使用非常浓重的油画颜料，就像用泥在抹墙。画面完全由一块块厚实的油彩组成，只是隐约可见油彩的底里透出的人像。〃我想我还是要搞油画的。〃高阳这么向我宣告。
张炀以《执手电筒的人》一组系列油画参加《九十年代艺术展》，画幅很大，每幅都由两个不一样大的画框组成，房子里已展不开一幅画，要搬到院子里才能拼接而成。每幅画的主体都是一个弯腰曲背的打着手电筒的人，使人想到〃摸索前进〃这几个字。张炀说人物姿态得之于纤夫动作，执手电筒是一种符号，让人一看这个符号就知道出自一个画家之手。看来他还要继续〃打手电筒〃下去，但这画幅实在太大，半幅就是一人多高，光画框、画布、颜料这些材料费用就够他受的。我真为他担心，我知道他还有个女儿，上小学三年级，今年暑假来过大山庄，名叫丹丹，还需要抚养呢。
张炀说他并不拒绝〃画饭票〃，也就是画那种传统的装饰性油画去换柴米油盐。他说这种居室装饰用的油画只要几天就完成一幅，能换个千把块钱。〃这方面，我们都是熟练工了，高阳在美院传统油画上还得过奖呢。〃张炀对古典绘画和前卫艺术之间的区别的看法并不激烈。他认为古典绘画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前卫艺术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映，反映的技法自然不一样，反映的方法更应当有本质区别，比如现在人们不说反映而说表现，但前卫艺术并不是超越现代生活的，至于人们不理解、看不懂，那是对新技法新方法还没接受的缘故。
张炀来自山东曲阜师范学院。这位孔夫子的同乡，原本也是孔夫子的后世同行，浪迹于北京东村时，还是文质彬彬，温良儒雅，外表看去与前卫艺术家的毛发森然完全不同，只是爱戴一顶大檐小帽，帽檐儿常使他发表全面而精到的议论时显不出目光的神采。
我在圆明园艺术村采访期间，前后遇到过3位〃村长〃，虽然那都是当时艺术家们戏称的，但在召集组织什么事时，〃村长〃们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大山庄没有戏称的村长，不过据我观察，张炀有那么点儿〃村长〃味儿。他经常做些联络性服务性的事儿，比如下馆子时点菜啦，合影时担任摄影啦等等。
〃我们的目的不是重新再搞一个圆明园艺术村，〃谈到他们几位同学当时怎么就到了大山庄，张炀说，〃大概是因为中央美院、工艺美院还有北京画院都在东城区、朝阳区，我们很偶然地撞进了这儿，这儿就成了聚居地。我们希望来的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实力的，是追求创造的。所以我们愿意把这儿叫做北京东村，就象纽约的东村一样有意义。〃
后 记
重回北京6年，我有两大收获。一个收获是采写了这么多的自由艺术家。第二个收获，就是出版了此书。
感谢栗宪庭先生，由于他热心地指教与〃联络〃，才使我有勇气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苦的采访。
感谢王干先生在《钟山》首发我的关于圆明园艺术村的纪实文学，督促了我写出本书的其他篇章。
感谢《太阳》杂志社主编祖光益先生，他在1994年拿出每期1万字的篇幅开办我的署名专栏，以使本书的许多内容得以产生。
感谢书中所有的被采访者，他们的热情与坦诚给了我力量、灵感与便利。
感谢为出版此书奔忙的张晓强、杨群先生。燕京多侠士，此话不假。
感谢佘悦、杨乐、周子扬、陈玲为此书录入付出的劳动。
感谢出版社。感谢所有的朋友。
汪继芳
1995年12月28日
【附录】到北京去
这是一个户口在外地的普通三口之家在北京的生活实录。丈夫原是武汉某大学讲师，妻子为湖北某新闻单位编辑。1990年初，他们离开原单位，带着5岁的女儿前往北京……
这是他们分别谈论这段生活的〃口述实录〃。我们为什么到北京？
1989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来到北京做探亲访友式的旅行。这个机会是用一部电视片的撰稿换取的──旅费全程报销。这一年，我们为湖北电视台策划、撰写一部6集电视专题片《中国酒文化》，当时台里的稿酬标准很低，120分钟长度的片子、几万字的稿子只有750元钱，编导为此很不好意思，于是就为我们安排了这一次旅行作为补偿。
这一次北京之行距我们上一次离开北京已整整6年。6年前，我们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但这一次对北京的印象与那时大不一样。
在北京读书的4年间，北京给我们的感受是一个北方的荒凉的都市。它绝对没有南方的小桥流水细雨霏霏红花绿草。北京的老百姓差不多可以用缺吃少穿来描绘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吃不上生猛海鲜，穿不出鲜艳色彩的服装，仅有的能露露胳膊腿的夏季又是那么短暂。记得我当时的一位北京同学在戴上羊剪绒皮帽时跟我说